案例事實

一場「好意轉介」變成刑事風暴的 200 萬噩夢

很多人以為：只要自己沒有拿錢、沒有承諾保證，就不會出事。但現實是——投資失利後，最先被指控的，常常不是操盤者，而是「介紹人／中間人」。

本案當事人原本只是因緣際會認識一名自稱能代操股票的操盤者，過往有投資人參與並出現獲利結算的說法；後來告訴人主動詢問並強烈表示想加入，於是告訴人交付新臺幣 200 萬元參與操作（並有以借貸文件呈現的安排），嗣後操盤者資金周轉出問題、未依約給付，甚至避不見面。告訴人情緒爆發，將矛頭轉向「介紹人」，主張兩人共謀，提告詐欺取財與背信。

當事人從「幫忙牽線」瞬間變成「詐騙共犯」。刑事案件一旦成立，不只是名譽，還可能牽動工作與家庭。於是，他委請本所律師團隊介入，目標很明確：把刑事責任的鏈條切斷，讓案件回到它真正的本質：投資／借貸的民事風險。

律師接案第一天，先做兩件事：
（1）找「金流」：錢到底進了誰的口袋？
（2）找「法律關係」：告訴人主張的是「被騙」？還是「沒拿回錢」？

（一）詐欺取財（《刑法》第339條第1項）——關鍵不在「賠錢」，而在「詐術」與「不法意圖」

很多告訴人會用一句話概括：「你介紹的，現在賠了，你就是騙。」
但刑事上的詐欺，核心是：行為人是否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，並且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。本案中，我們把攻防焦點放在兩點：

當時是否真有投資操作的外觀與行為：若操盤者確有以帳戶進行交易，較難回推「一開始就是虛構騙局」。

介紹人是否取得或分配款項：若無證據證明介紹人「拿走、私吞、分贓」，要成立詐欺的主觀犯意會非常困難。

（二）背信（《刑法》第342條第1項）——最常被誤用的罪名：你要先是「為他人處理事務的人」

背信罪不是「沒把事情辦好」就成立。它要求行為人具備特定身分：「為他人處理事務者」（例如典型的委任、僱傭等內部關係）。
本案的核心策略，就是把關係定性為投資／借貸等對向關係：雙方站在利益相反的位置，依法不是「我替你處理事務」，而是「你把錢交付給對方，期待返還或分配」。在這種結構下，就算未返還，也多屬民事債務不履行，而非背信。此點亦有實務見解支持，處分書中引用最高法院判例意旨強化此區分。

（三）本案翻盤的「硬證據」：借貸切結書（把錢的法律歸屬釘死）

偵查階段最怕空口說白話。能救人的，通常是「一張紙」。
本案關鍵文件在於：告訴人簽署的借貸切結書載明款項是借給操盤者，而非交付介紹人作為自己持有或運用。這讓檢察官更容易認定：介紹人就算經手，也未必具「不法所有」或「為他人處理事務」之要件。

清白不是靠解釋，是靠「把刑事要件一條一條拆掉」

常對當事人說：偵查庭不是講道理的地方，是講構成要件與證據的地方。
投資失利帶來的痛，我理解；但刑事責任不能用情緒補齊。本案能逆轉，不在於說服對方原諒，而在於我們把「介紹人＝共犯」的想像，拆解成三個可檢驗的問題：

你說我有詐術，證據在哪？

你說我有不法意圖，金流在哪？

你說我是為你處理事務者，內部關係在哪？

當這三題都站不住，案件就回到它該去的地方：民事求償的世界，而不是刑事定罪的世界。

（一）詐欺取財部分：不成立（《刑法》第339條第1項）

處分理由重點可濃縮成三句話：

投資本有風險：單憑事後虧損，不能倒推當初一定是詐欺。

欠缺積極證據證明「詐術」與「犯意」：尤其在存在交易外觀或實際操作跡象時，更難直接認定起初即為詐騙布局。

金流未指向介紹人私吞：款項法律關係與去向，從借貸文件結構上更指向操盤者而非介紹人。

（二）背信部分：構成要件不符（《刑法》第342條第1項）

處分書明確把「背信」拉回構成要件：

背信的主體須是為他人處理事務者。

若屬買賣、借貸、投資等對向關係，多為民事履約問題，難以用背信處理。
此外，處分書並引用最高法院判例意旨，說明「內部關係」與「對向關係」的界線。

（三）不起訴的法律落點：證據法則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4條第2項）＋不起訴事由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52條第10款）

本案最後能走到不起訴，關鍵是檢察官回到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：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」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4條第2項）。在欠缺足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積極證據時，依法作成不起訴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52條第10款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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