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例事實

有些家事案件，表面上是「誰當監護人／輔助人」的法律問題，實際上是「誰更懂長輩、誰更能讓家人放心」的信任問題。

本案相對人為年長母親，健康狀況在近年急轉直下：中風、糖尿病、跌倒骨折、視力受損，生活起居高度依賴照護。

長子因工作定居其他縣市，仍維持每週2至3次往返探望照顧，並協助就醫、交通接送、安排外籍看護等日常支持。

真正讓他焦慮的轉折點，是家人啟動「宣告程序」後，家族開始出現典型的兩難：

• 一邊是「需要法律保護」的母親
• 另一邊是「彼此不夠信任」的子女

長子長期承擔照護與費用，累計醫療、看護與生活支出近180餘萬元；他擔心若由單一人選掌握財務與法律決定，未來不僅爭議更大，母親也可能被迫捲入家人對立。

因此，本所介入後的目標很明確：不是把誰「拉下來」，而是把制度「設計好」——既保護長輩，也讓家人能被迫合作、互相監督。

（一）先把宣告等級做精準：監護 vs 輔助，差在「能力程度」

多數家屬一聽到失智，就直覺要走監護宣告；但法律的分級設計，正是為了避免「一刀切」剝奪長輩的自主。

裁定明確指出：

• 若未達民法第14條第1項「不能為意思表示／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效果」之程度，法院得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改為輔助宣告；兩者屬程度差異。

本案鑑定意見亦指出相對人為輕度失智症，其能力為「顯有不足」而非完全不能，因而落在輔助宣告的保護範圍。

解決方案：
我們在程序中主張「保護要夠、剝奪要少」：讓長輩保有一定法律行為能力，同時在特定重要事項由輔助人把關，這更符合家事事件的比例與人性。

（二）再談人選：用「最佳利益原則」設計可運作的監督機制

法律並不是只問「誰最孝順」，而是要求法院依受輔助宣告之人最佳利益，綜合其身心狀態、家庭情感、利害關係等因素選任輔助人。

本案的核心難題，恰恰在於：

• 家屬對照護方式能達成一定共識
• 但對財務管理卻缺乏互信，若單獨由一人擔任，反而提高爭議與風險。

因此，本所採取的策略不是「爭唯一」，而是「爭制度」：

• 以共同輔助方式，讓雙方能相互監督，降低單方擅權、圖利或引發家族撕裂的疑慮。

法院也在裁定理由中呼應此思路，明確提到為降低親族間再起紛爭、保障權益，認有選任共同輔助人必要。

（三）提醒家屬常忽略的一點：輔助不是「接管財產」，而是「重要事項同意權」

裁定特別釐清：

• 法院為輔助宣告時，受輔助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
• 輔助人主要是在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等特定事項行使同意權
• 因此本案亦說明無須開具財產清冊。

實務建議（給正在面臨類似困境的家屬）：

1. 先做能力鑑定與醫療資料盤點，避免一開始就選錯宣告等級。
2. 人選爭議大時，優先評估「共同輔助／共同監護」的可行性，將衝突轉化為制度性的監督。
3. 財務管理可搭配「雙簽、定期對帳、重大處分需事前會議紀錄」等內控做法，讓共同輔助真正可運作。

本所辦案心得：
在家族照護爭議裡，法律不該變成切割親情的工具；更理想的做法，是讓法律成為一套「迫使家人合作、並把風險關在制度裡」的安全機制。

（一）為何是輔助宣告：醫療鑑定＋法律分級

法院引用鑑定指出相對人為輕度失智，能力屬「顯有不足」，因此認為符合輔助宣告，而非監護宣告之必要。此與裁定所述監護（民法第14條第1項）與輔助（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）之程度差異相一致。

（二）為何選「共同輔助人」：最佳利益＋互信不足＋相互監督

法院綜合訪視與卷證，認定家屬對財務管理欠缺互信，為降低紛爭並達制衡監督，採共同輔助更有利於受輔助人。並依民法相關規定，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以最佳利益為核心，並審酌身心狀態、家庭情感、利害關係等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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